年，青海西宁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会上，与会的有余名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和低氧医学研究的专家，其中来自13个国家的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希望自己的方案能够成为世界标准。
此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代表中国科研团队，在会上底气十足地说：“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世界的最佳方案！”
果然，在前后讨论四次后，大部分专家同意将吴天一团队提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系统定为世界标准。
在给这套标准命名的时候，会务组建议命名为“西宁标准”，以纪念这次大会。
吴天一再次慷慨陈词：“不，要叫‘青海标准’！青海才可以代表青藏高原！”
在吴老据理力争之下，慢性高山病青海标准，作为该类疾病的医学界国际标准被彻底确定下来。
吴老的底气，是课题组在青藏高原做了7年的病理生理研究给的，也是他自己在高原医学研究五十年，投身青藏高原六十年的亲身经历给的。
年6月29日，象征着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挂在了吴老的胸前，这不仅是肯定他在高原医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对他创造的“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无一工人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的由衷敬佩。
吴天一，原名依斯玛义·赛里木江。新疆伊犁塔吉克族人，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大学毕业后的吴天一不仅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更有一颗报效祖国的决心。
带着这颗鲜红而且有力跳动的“中国心”，他去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医院，医院工作了一年多。
来到朝鲜工作也算是了却了吴天一的一桩心愿。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他便想要报名参军。
那年他才15岁，去体检的时候就被护士说：“这么小当什么兵啊！”吴天一不服气，说：“小兵有小兵的用处，我身体素质好得很！”
因为吴天一的倔强和坚持，护士破例给他报了名。但是因为年纪、身体素质等缘故，他最终还是没有选上志愿军。
6年后，从中国医科大学以满分成绩毕业的吴天一在抗美援朝战斗后，以医生身份前往平壤，为仍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后勤保障。
随着志愿军逐步撤出朝鲜，吴天一也开始考虑回国后的规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国家大力号召“支援建设大西北”的时候。
希望以一身所学报国的吴天一毅然选择响应祖国号召，随同当时无数有志青年来到了青海，与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大批青年一起参与支援地方建设。
青海的自然风光独一无二，在天空海阔之间往往会给人以别样的心境和感受。
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说，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米以上的青海让他们稍微有一些不适应。
更何况，吴天一来到的是青海省海拔较高的青南地区，更高的平均海拔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更难适应，身体上更容易出现问题。
彼时，人们对于什么是“高原反应”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概念，更没有成体系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对高原毫无经验，也毫无心理准备的百姓们移居青海后，纷纷出现了不同症状的高原反应，大量来自低海拔地区的人们患上了不同类型的高原病。
因为当时青海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都极其有限，许多高原病都被当做普通的肺炎、肺充血症等治疗。
作为医生，吴天一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绝望：他接诊过一位从河南移居青海的老人，多年后他仍对那名老人的病症记得很清楚：“患者当时六十多岁，由于缺氧引发了躁狂症，注射镇静剂却不见效，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离世。”
眼看着身边许多人因高原反应患上病症，自己身为医生却无能为力，吴天一深刻感觉到了切肤之痛。
他暗暗下定了同这种病“较劲”的决心：“青阳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了人类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面积达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米，原本是高原病研究的天然土壤。
然而，与其相对应的是恶劣的环境对人身体的摧残，以及在恶劣环境中指数增加的调研难度。
另一重点难度在于，我国的高原病医学在当时还属于空白，吴天一只能从零做起，摸着石头过河。
除了阅读大量国外文献外，他每天最重要的就是临床调查、走访当地居民，通过实际病例积累资料、探索高原病成因。
调研是很艰苦的事情，除了恶劣的环境外，他们还需要克服牧民们居住不定的困难。
随着季节变化，牧民经常会游牧迁徙，而且居住相当分散，可能隔着几十里路才有下一户人家。
环境流行病学的调研又要求对自然人群普查率达到95%以上，才能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
因而，吴天一要求自己和所有的科研人员：“群体调研一家也不能落，可能有问题的就在这里。”
每当一天工作结束，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休息时，吴天一还要在帐篷里，用手电筒照明来记录一天的行程和数据。
多年调研和病例资料积累的过程中，这成为了他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最终，他取得了在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累计数据都在几十万份的原始资料。
其中，便有至年左右他主持的一场历时7年、覆盖10万人的急、慢性高原病大调查。
这次大调查覆盖了海拔米以上的果洛、玉树、唐古拉等地，这些地区同时生活着大量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
研究团队一边走访调研一边治疗，在7年时间里治疗了上万例患者，获取了大量临床资料和数据。
除此之外，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吴天一在医院做了8年的内科主任，成为了心脏病学方面的权威。
年，他与同事在这里共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之后的一系列调查和研究，都是依托于这一医学研究所启动和展开的。
年，为了阐明人体从低海拔极速进入高原后的生理和高山病发病规律，吴天一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到海拔米的阿尼玛卿雪山进行实地考察。
他们在这里收集了不同海拔的人体生理数据，借此形成了海拔米、米、米、米的对照。这一年，吴老已经55岁了。
这次调查走访中，日方医疗队员在海拔米处进行生理实验10天后，因出现急性高原反应而停下了脚步。
同样出现高原反应的12名中方队员却在吴天一的率领下攀登到了米的高度，并且在这里建立了实验站，完成了为期一周的科学考察。
这次考察的结果《人在特高海拔的胜利研究》在国际高原医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始终坚持亲历亲为、到各处走访调研的吴天一，其实没少在调研路上受伤，甚至可以说是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调研是很苦的。从一户牧民家到另一户牧民家，常常需要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骑马奔波几十里地。
夜里吴天一和队员们都只能住在单薄的帐篷里，但青藏高原夜晚的温度能达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一连许多天不能洗脸、煮熟的羊肉冻成了冰坨子……这都是很常见的困难。
队员们一个个变得更邋遢，开始习惯了用刀割下羊肉，就着冰碴子吃；渴了的时候，就去牧民家里讨一碗茶喝。
调研的路上，也有很多未知的情况。年（一说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车祸。
那天下了小雨，路非常滑，他乘坐的吉普车走到海拔米左右的橡皮山时，因为司机从柏油路走到沙路没有换挡，车速过快，车子一下子就从山顶翻到了山下。
医院的时候，整个人都快不成人形了：左边四根肋骨全部骨折，肩胛骨、髌骨等多处骨折。但骨折治疗好后，他又再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调研之旅。
这并不是吴天一经历的唯一一场车祸，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骨折。
“我经历过无数次车祸，全身断过14处骨头，现在身体里还有十几厘米长的钢板。他们都说我‘粉身碎骨’了，但我一次次坚强站了起来。”
“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谈起自己的经历，吴老是很骄傲的：“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
意外损伤身体还不算，他有的时候还会刻意“折磨”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所涉及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按照理论设计的理想情况，舱体最高可上升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达到水下30米。
这个氧舱对高原医学的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的风险极大。
第一次由谁进舱？还没等大家讨论出结果，吴老已经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设计的，肯定我进！”
进入到舱内后，他细心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无论是在压力攀升时还是压力下降时。
但由于第一次操作，外面的操作人员缺乏经验，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
在舱内的吴老骤然间感觉到十分头痛，随即耳鼓膜“嘣”的一声，他的世界便陷入了无声——因为压力过快下降导致的耳鼓膜内外压强差过大，击穿了他的耳鼓膜。
这倒也不是什么不可逆的损伤，过一段时间耳鼓膜自己又长上了，吴老也恢复了听力，但终究比以前要差了一些。
奈何，老爷子长好之后又进去实验，又一次导致耳鼓膜穿孔；长好之后再进去……前前后后耳鼓膜穿孔四次，这给他的听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不仅如此，长期在高原生活的紫外线辐射，再加上他用眼过度，让吴天一患上了十分严重的白内障。
术后，他甚至没有遵循医嘱休息片刻就再次投入到了自己的实验中。
不过这次他会让两只眼睛轮着休息：一只工作时，另一只就戴上眼罩；感到疲乏、疼痛了，就把眼罩换一只眼睛……
即便是“轮换”工作，两只眼睛休息得也十分不够。当时做白内障手术时植入他眼睛内的人工晶体，在20年后便宣告“退休”，需要通过手术重新植入。
在高原进行医学研究苦得很，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居住条件都很差，更是苦上加苦。
吴天一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年，他失散多年的家人通过吴天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他。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年12月30日，我刚从唐古拉山调研回来，主任说我父母来找我了。当时真是晴天霹雳啊，我才知道父母和兄妹们都已经定居美国。从年离开后，我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年迈的父母希望他前往美国定居，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也向吴天一发出了邀请函。
但是，吴天一毅然决然留在了属于中国的青藏高原上。
在给父母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这里是我的科研的根，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事业、生命的根。”
都说，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天分。汗水的99%吴天一绝不缺少一丝一毫，而他的天分也决不止1%。先说在高原的生存能力这一块，就是大部分人跨不过去的关卡。
但吴老适应高原适应得很好，他喜欢酥油茶、喜欢糌粑。曾经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医学中心担任实验室主任的刘世民就觉得吴老很神奇：“到了牧区之后，总觉得院士变了个人似的，精力特别旺盛。一边给牧民诊治高原病，一边收集数据和材料。”
吴天一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骑手，即便在湿滑的道路上也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马，因而有着“马背院士”之称。
另外，他在语言方面的天分也远超常人。
除了熟练掌握藏语，能与牧民们无障碍沟通外，他还精通英语、俄语，与国际专家交流毫不费力。
陪同外宾时，他地道的英语让美国科技参赞都赞叹不已。
天分与汗水相结合，造就了属于吴天一的、不可复制的传奇。
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在此之前，很多文献都将高原肺水肿称为高山肺炎，并没有将其单独列出。
经过考察调研，吴天一认定这是另一种病症，并向世界高原医学研究界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通过12年的走访调查，吴天一对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民族的人进行了高原病调查，经大量一手数据对比研究，他得出结论：“我国藏族群众已经从器官、细胞核分子水平上建立起完整的对高原环境的整体适应机制，但其中仍有低氧易感个体。”
这一结论石破天惊之处在于，一方面研究数据相当翔实可靠，从方方面面周密地揭开了藏族适应高原低氧环境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它纠正了一度十分流行的、通过经验判断主观臆断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论点。
吴天一还率先提出了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将高原医学研究向上推进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此，在第四届国际高山医学会上，吴天一被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即便抛去这些震惊世界的学术成果不谈，吴天一院士的研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也值得全中国感激，全世界人为之震撼：青藏铁路14万建设者中，无一因高原病失去生命。
当年的青藏铁路建设者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
吴天一就是让他们从“鬼门关”里出来的人。作为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吴天一在建设者们到达青藏高原之前就开始做准备。
14万建设者来到这里时，每人手里已经都有了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扉页赫然写着“吴天一”的名字。
根据青藏高原的实际情况，吴天一极富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亲自进行宣传教育、举办学习班。
当时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甚至亲自带着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派发以藏药为主的高原适应剂，取得了显著成效。
他所提出的“高压舱、高压袋、高流氧”的“三高”急救措施，大大降低了急性高原病发病率，将其由9.8%降低到了1%以下。
这其中的“高压舱”，就是之前吴老自己亲身进去实验，以四次耳鼓膜穿孔为代价所建造的。
吴天一设计建造的供氧站、高压氧舱，经他建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立了许多个，后来也被证明是急性高原病的最佳解救方案。
国际高原医学权威教授称之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新华社将吴天一称为“青藏铁路生命的守护神”。这个称号，吴老绝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