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里该有的那条河
孔刚
乔羽老家是济宁，他写“一条大河，波浪宽”时是一九五六年。多少年后接受采访，他谈到为什么要这样写时，曾说：谁的家门前没有一条河呢？
我的童年，跟着父母转走各地，有一条沙河，在我的童年静静流过。
一九六零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暑假里，从北京转学到曲阜师范学院(曲师大前身)附小，附小一共六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二十来个人。学校为了和周围的村庄搞好关系，每个年级都有二、三个农村学生，其他全是学院教职工的子女。我们班的同学都是跟随父母从外地来的，有济南的、青岛的、湖北的、四川的、上海的，北京的，那时还不太讲究说普通话，连老师和校长都是操着各地方言，同学们也就更不遑多让，各说各话、顺其自然了。大家的名字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比如：李抗美、王援朝、李援朝、李和平，从名字上就能判断出出生年代。李和平是女生，和我一样，也是从北京转学过来。他爸妈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爸爸是讲师，一九五七年因提过几条意见，打成右派，妈妈是政治糸党总支书记，也受影响，一起发配到曲师院。我家和她家在家属院西三排比邻而居。她爸实际就是个书呆子，在政治上没什么城府，不苟言笑，没课的时候在院里散步也是踽踽独行。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洗心革面”，与党和人民站到了一起，他夏天穿一条有几个破洞的背心，想以艰苦朴素示人，结果又被人举报，说他故意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和我马上成为好朋友的有两人，一个叫张百鲁，其父四十年代初在新疆从事革命工作，其母是苏联籍华人，从小生活在苏联，俄语、汉语双精，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青岛某高校就职，一九五六年曲师院在曲阜立校，成为全国首座位于农村的高校，受聘曲师院外语系任俄语讲师。另一个叫吴小平，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吴林伯，就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吴林伯怎么来的曲师院，不久又怎么去了武汉，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张百鲁学习中等，脾气好，待人真诚。小时候女生普遍比男生发育早，有一次他在班里和一个说青岛话且比他高半个头的大个子女生发生言语冲突，结果被推得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只能一边嘴硬回骂，一边落荒而逃，引为笑谈。我的生日是农历九月九日，在北京报名上学时，用阳历算差八天不到七岁，按农历算差一个月，按北京市规定差一天不够七岁也不允许入学，只好晚一年。这样，我比同班同学大半岁到接近一岁，身体自然强健一些。吴小平年龄小，个儿不高，大脑门儿，极聪明，钢笔字写得好，毛笔小楷也有模有样，承继乃父古韵遗风，博文强记，会背很多古诗古词，和我一见如故。
那时的孩子，聪明、胆大，搞恶作剧无师自通。曲师院当时有两辆卡车，一辆华沙轿车，不能小看这辆华沙，济宁地委直到文革结束，也只是配备吉普。当时曲师院党委书记武静安是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行政九级，院长高赞非十级，有位从省里过来在校务会赋闲的老干部李林是七级。而文革时济宁地委书记朱启民才十一级，专员言化午十三级。为了能跟着卡车去外边兜风，我们经常帮司机擦车，极尽讨好之能。有时乘卡车从教学区穿过，我们站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斗上，见干部和讲师们在青砖铺就的路上行色匆匆，我们就朝着人多的地方大喊一声"老王″或"老张″，马上会引得很多人回头，我们迅速蹲下，乐不可支。
四年级时，语文老师姓王，是曲师院中文系的助教。附小当时缺语文老师，向上级汇报后，把王老师借过来代课。王老师大高个，红脸膛，淄博人，二十八、九岁，可能是刚干助教。王老师讲课按步就班，讲哪篇课文都千篇一律，先念，然后解词、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按说，王老师这样讲课，是当时语文课常态，无可厚非，但曲师院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大城市，见识多，心智开蒙早，大家觉得味同嚼蜡，失去了兴趣，在听课时难免会走神。而王老师有一个捏着粉笔头砸人的绝技，看哪位同学走神，或蒙眬欲睡，就会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粉笔头使劲弹出，爆发力极大、准确度极高，很多同学都是被直接命中面门，很疼。时间长了，大家苦不堪言。
那时冬天来得早，比现在冷多了，每个教室都有一个憋来气炉子，靠近讲台，由老师负责添煤。有同学叫王建国，某日早晨带来一块臭豆腐。是那种老辈人爱吃的特别臭的臭豆腐。与时下年轻人吃的那种不是一回事，虽也叫臭豆腐，却有云泥之别，是近二十年从南方传过来的，只有一种淡淡的酸腐味，炸成金黄色再拌上调料，口感独特，很受孩子们和年青人青睞。而王建国带来的，才是真臭，隔着五、六米，都能闻到恶臭。这种臭豆腐以北京王致和臭豆腐为翘楚，四四方方、青灰色，济宁玉堂酱园过去也有，老辈北方人甘之若饴。老舍散文里介绍老北京人的吃食，曾说到臭豆腐，说老北京人招待姑奶奶，才用棒子面窝头就着臭豆腐，若臭豆腐上再点上几滴香油，更美不可言，更显待客之诚。
王建国神色诡异，用眼神和我们进行了交流，拿出臭豆腐，涂抹在烟筒上，一见热，浓臭更烈。女同学一阵惊呼，男同学则心领神会。上课了，王老师神态庄重走进教室，立刻就闻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浓臭，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毒源。往炉子里续煤是老师的活儿，每隔十分钟，他都要靠近炉子和烟筒，那种煎熬可想而知，他当然想到了是怎么回事，但找不到毒源，所有同学又都一脸无辜，只能作罢。不久，王老师就回中文系继续做他的助教去了。
下面，那条在我生命中重要的河该出场了。
这条河叫沙河，当地老百姓都这样叫。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张百鲁、吴小平和我相约前往。出曲师院正门，往南一里许，有条东西向的沙土公路，越过公路，东南方有个村庄，叫苗孔，几百户人家。苗孔村的南边，越过一大片庄稼地，就是那条沙河。
沙河从曲阜东南山区流过来，河床不甚宽，加上两岸的沙滩有一百多米，枯水期水有两尺深，能没过膝盖，水清澈底，游鱼清晰可见。既称沙河，少不了沙，整个河床，铺满厚厚的黄沙。光着腿在河里趟水，脚掌踩在柔软的沙上，寸把长的小白鱼在腿边、脚趾间钻过，痒痒的，自然和野性的呼唤，让我们乐不思蜀，流连忘返。
玩累了，躺在沙滩上，望一眼蓝天白云，天高地阔，闭上眼，耳边响起刷刷的声音，循声望去，有老乡手执四股渔叉，在沙滩上叉老鳖。鱼叉用精铁锻就，绑在竹杆上。每股有锋利的尖和倒刺。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沙滩上能叉到老鳖，它不在河里呆着，跑到沙滩上干什么？还把自己用沙埋起来。老乡告诉我们，乌龟或老鳖都会把蛋下在沙里。以后上了中学才明白那叫产卵。
老乡举着渔叉一次次向沙滩上叉去，我们跟在他后面，好奇、企盼、紧张，不知道他能叉出什么来。过了好长时间，听到“扑”的一声闷响，老乡喊道“扎着了”，抬起渔叉让我们看。渔叉上扎着一只圆圆肥肥的老鳖，四只鳖爪乍撒开，铆着劲蹬着、刨着，脖子伸出老长，张着嘴适图撕咬什么。在我们围观受伤暴怒的老鳖时，老乡已单腿跪下，双手开始刨沙，不一会儿，潮湿的沙里露出一窝老鳖蛋，白白亮亮的，和鸽子蛋差不多大，吴小平数了一下，足有十五个。
老乡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把老鳖蛋小心奕奕地装进柳条编的鱼篓里。随后，踩住老鳖的脚爪，拔出渔叉，对我们喊着：“老鳖送给你们了，拿回家去，让家里大人切成块，炖炖就能吃。”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已成为常态，听说老鳖肉能吃，我们都大喜过望。随着又疑惑，既然能吃，你该拿回家去呀。老乡说，咱这里的人不敢吃这玩意儿，腥味太大，我叉老鳖也是要它的蛋。老乡摸出一根细麻绳，拴住老鳖一只爪，张百鲁提着，我们就返程了。老鳖最后给了吴小平，因他老家就是湖北，江湖河汊交汇之地，吃鳖吃蟹应该在行。
几年后，随父母工作变动来到济宁。济宁是魚米之乡，又靠着运诃，讲究吃。但六十年代老鳖在济宁却也不被待见，居家过日子的人也不吃它。老鳖学名甲魚，它真正的名声大噪是八十年代以后，一夜之间，甲鱼成了高级大补，除了霸王别鸡被重新包装，清炖、爆炒都成了极高档次的菜品，稍讲究一些的宴席，甲鱼是定要现身的大件，受到全国热捧。就连远在东北的马家军女子长跑队，也让队员每天都喝甲鱼血。马家军女子长跑队后来在世界上取得不可思议的战绩，连破女子一千五百米、三千米、五千米、一万米世界纪录。掌门人马俊仁后来介绍经验，说除了坚苦训练，就是喝鳖血。他那时说，我们现在破世界纪录是想破哪个就破哪个，想让谁破就让谁破。
当时国内就有质疑，喝鳖血提高成绩没一点科学依据。体育界普遍质疑他们服用禁药。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上检查兴奋剂亦属初创，对兴奋剂的各种隐形分类没有手段全测出来。无凭无据，也无人公开站出来指证。后有丑闻传出，队伍解散，马俊仁摇身一变，又成了养藏獒专业户，全国藏獒协会主席，一时又风光无两。一条獒炒到一、两千万。前几年藏獒神话也破灭，几十元一条也没人要了，西宁城里，据说有几百条被抛弃的流浪藏獒。老马呢？不知所踪。
沙河带给我们另外一种童年的快乐，黄沙、白云，浅河、野趣，整个夏天和秋天，我们隔几天就去一次。好在那时，因饥饿导致营养不良，学生得浮肿病的不少，学校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规定下午不上学，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有大把时间自由支配。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提高，吴小平偷了他父亲一盒海棠牌香烟，和老乡换了一个柳条编魚篓，我用家里淘汰的旧蚊帐改了一个小网罩，为了抓水长虫，一人配备了一副线手套。水长虫平时躲在岸边的水下洞穴里，摸它们的洞穴，要有耐心，洞穴里一般能有一两条水长虫，但又粘又滑，想空手把它们拎住，几无可能。配备了线手套，就容易多了。每次去，我们都能抓半斤多寸长的小魚，抓几条水长虫，装在魚篓里，带回去三人平分。回家炖上，放点盐粒，虽不多，全家也算有肉吃了，美得很，不可言状。有时水长虫抓得多了，回家后母亲切成块煮好，还会用小碗装一点，分给近邻尝尝。李和平家分到过，历史系王先进教授家也尝过。王先进五十来岁，和我父亲是历史系同事，黑红脸膛，声若洪钟。王先进与父亲有过师生之谊，父亲年轻时在平原省新乡师范就读过，王先进当时是老师。现在回想起来，曲师院当时似乎只有王先进这么一个正教授，其他人连大名鼎鼎的陶愚川、吴林伯也只是讲师。王先进当时在政治上属团结对象，原因不明。历史系还有一位教师王健康，枯瘦，多病。历史系传出笑谈，谓“先进何曾先进，健康也不健康。”文革结束后，中共山东省委恢复了王先进先生的党籍，那时才知道，他竟然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党员！
陶愚川先生也吃过我们捉的水长虫。那时，在很多大人和孩子们眼里，陶愚川就是个怪人。第一、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当然也无儿无女。无论上班还是下班，还是上食堂打饭，在路上走总是气定神闲，若有所思，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第二、一九六三年以后，经济好转，他隔段时间进城，买一只烧鸡，边走边吃，遇到熟人，就把烧鸡塞衣服里。有传说他讲课时从衣服兜里掏粉笔，掏着掏着，能掏出一根鸡骨头。第三、衣服从来不洗，堆在床下。有人说见他下大雨时，把衣服挂铁絲上让雨水冲刷。第四、与任何人不交往，很少说话。第五、他哥哥叫陶百川，是国民党前中央日报社社长。一九五零年，陶愚川去香港见兄长，兄长让他带回一部电台，就藏在孔林中的一座古墓里，半个月往台湾发一次电报。以上五条，除第五条是无稽之谈外，其余四条和生活有关的，基本属实。大家因为他怪，只是当成笑谈，也没瞧不起他，都知他课讲得好。在一九六三年以前，高校不搞什么阶级斗争，人们也都善良，平和。我们有时在路上碰到他，任由他高视阔步，不理不睬走过。
有一次，我们仨从沙河回来，一进家属院，就见他迎面走过来，我们停下脚步，想目送他走过去。谁知他看到了吴小平身上挎着旳魚篓，两眼放光，立刻停下，用手指着鱼篓，比划着要看看。吴小平摘下魚篓，放到地上，他立刻蹲下，推了推瓶子底一样厚的黑框眼镜，贴近魚篓往里瞧。突然，他站起来，自言自语：“黄伞，黄伞！”脸上露出孩童般地惊奇神色。他是浙江绍兴人，我和张百鲁没听懂他说什么，什么黄伞黄伞的。但吴小平是从南方过来的，听懂了。吴小平问他是不是说篓子里的水长虫是叫“黄鳝魚”？他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只说：“知道么？好吃的呀。”我们从魚篓里抓出一条水长虫，表示送给他，让他回家去“好吃的呀”。他挺直了身子，若有所思，大概在＂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间考虑，终于经受不住诱惑，说：“真的呀？真的呀？”我们连说真的、真的。他掏出一块脏的不能再脏的手绢，把水长虫拦腰系住，又露出孩童般地笑容，难得地对我们点了点头，提着就走了。
陶愚川先生从一九五零年起，曾写过十部包括《中国教育通史》等书槁，数百万字。有五部赠献给了他的家乡绍兴县委，有三部赠献了曲师院党委，不求分文。八十年代初，百万字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出版，他把所有稿费捐给了曲师院图书馆。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和陈信泰教授一起，带出张武升等第一批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张武升不负众望，一九八八年，成为我国首批教育学博土，后任天津教育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成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虽六十岁英年早逝，但从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老家曲阜起步，带着教育学的火种，薪火相传，把教育科学研究和实践推向高潮，功在当世，也是圆了包括陶愚川先生在内的数代教育人教育科学救国的梦想。
陶愚川先生（一）
在沙河里趟水，水浅的地方没过脚踝，水深处没过膝盖，我们都穿制服裤头，很容易被弄湿。看见附近农村玩水的半大孩子都光着腚，受到启示，我们也脱得一絲不挂。在浅水处疯跑，在水深处扑腾，有时横躺下，让清鳞鳞的水从我们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滑过，唱起我们刚学会的歌:“弯弯的流水呀，蓝蓝的天，绿油油的草地呀，青青的山……”
吴小平的父亲吴林伯是中文系讲师，当时也就四十来岁，浓眉、直背、方头，不苟言笑，行止端肃。吴小平在外面鬼怪精灵，回家后立刻屏声静气，一副好学生模样。我们去他家，见到吴先生，也很紧张，低头而过，出门后才能大声谈笑。有一次他却显出和蔼可亲，主动和我们攀谈，他问我，你们去的那条河叫什么名？我说是沙河呀，他表露出难得的耐心，告诉我们，这条河在古时候叫沂水，孔子和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曾参还有曾参的父亲曾点都在河里沐浴过呢。吴先生一席话让我们恍然大悟，沙河就是古沂水呀，我们和孔子、曾子相隔两千四百年，踏入的竟是同一条河流！
很多年以后，查《曲阜县志》和《论语》，佐证了吴林伯先生的明断。《曲阜县志.水文》云：“沂河，古称沂水，又称庆源河，泗沂河，为别于临沂境内的沂河，亦称大沂河。古沂水发源于邹城东北境的凤凰山之北麓，绕曲阜城南从东向西在兖州境内汇入泗河，全长五十八公里。”
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而论道，请各自谈谈自己的抱负和志向。（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莫春者，莫通暮，到了暮春时节了。春服既成，已经穿上春天的衣服了，天气暖和了。冠者五六人，五六个成年人，春秋时二十岁男子束冠。童子六七人，六七个小孩子。浴乎沂，在沂水去沐浴。风乎舞雩，然后去求雨坛吹风。咏而归，洗浴了之后，唱着歌就回去了。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长叹一声，我赞成曾皙的想法。
《曲阜县志》及《论语》所记，肯定了两点。一、曲阜老百姓约定俗成称之沙河者即大沂河，而曲阜大沂河古称沂水。二、曾皙答孔子问所称“浴乎沂”即在曲阜沂水沐浴。孔子赞同曾皙“浴乎沂……咏而归”，间接佐证孔子亦曾“浴乎沂”。
现今，很多地方为了开发本地旅游资源，望文生义，拼命挖掘一些牵强附会之事。一旦有一点影子，就大作文章，就替古人张冠李戴，或立碣以纪，或建庙兴祀，据说，仅为＂孔子浴沂处”立碑的就有曲阜、临沂等五六处。流经临沂的沂河虽然流域面积更广，更长更大，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曲阜生于斯，长于斯，放着家门口的沂水不去沐浴，而偏要带着孩童长途跋涉几百里路去另外一条河沐浴，既缺逻辑，又无史无考无据。近有学者考证，临沂在春秋时由几个小方国组成，是孔子一生未至之处。
吴林伯先生一九六二年回到他的老家湖北某高校任教。吴小平也跟着父亲走了。那时全国高校之间的调动很是随机随缘，无多少条条框框，有学校邀请，本人同意，一纸调令就可以走了。吴小平走之后，李和平也随父母去了广东中山大学，王援朝随父母去了山东师范大学，班长吴少平走了，具体去哪记不得了。吴少平是女生，学习好，当班长很是尽职，因她和吴小平的名字只差一撇，常令我们浮想联翩、唏嘘不已。
多年后，看了很多资料和当事者的回忆文章，吴林伯先生的身影才更清晰起来。
吴林伯一九一六年生于湖北宜都，十五岁时即能背诵四书五经及各类经史子集，一九四三年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任重庆南开中学文科主任。曾就教于熊十力、马一浮先生，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一九五三年光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合并，吴林伯任中文系讲师。一九五六年受同门曲阜师院首任院长高赞非邀请到曲阜师院中文系任讲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后于一九六二年返乡，一九七八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林伯先生建国前就是大学教授，建国后光华大学并入上海师范大学，反倒成了讲师，在曲阜师院六年，一直是讲师。曲阜师院还有一位老教师陶愚川，三十年代留学日本、美国，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著述极丰，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一九五七年来到曲师院，也不是教授了，先干图书管理员，又在外语系授英语课，和他的教育学及中西教育史风牛马不相及。直到一九八一年，才恢复教授职位。
吴林伯先生（一）与夫人四十年代于重庆
一九七八年，吴林伯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也就是同一年，易中天以高中学历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人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受教于吴林伯等6位导师。易中天一生对导师崇敬有加，后在他的《做他的学生不易》一文中，易中天谈到吴林伯，说先生平时不苟言笑，要求极严。有次先生授课时，突然问：“《典论.论文》是谁写的？”研究生班只有八个人，大家因为紧张，知道的也不敢回答。看着先生隐忍着怒气，班长扛不住了，站起来答“曹丕吧？”“曹丕就曹丕，吧什么！”“《文赋》呢？”先生又问，这回班长不敢说“吧”了，“陆机。”“哪个朝代？”“晋。”“西晋还是东晋？”……易中天写道；什么叫一絲不苟，这就是，尽管西晋那根絲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但陆机本人，确实没活到东晋。
易中天毕业论文选题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而吴林伯先生正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著名学者。他让易中天到家里来接受指导，配备一矮櫈一方櫈让其坐在自己写字台前。易中天回忆，先生先让他把《文心雕龙》五十篇全部记熟、背过，再用毛笔默写在宣纸上，先生用朱笔当面点断。先生所著《文心雕龙义疏》当时还未出版，只有油印本，也交给易中天，让其参悟释义，获益极大。后先生退休，易中天全力促成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及其他二十二篇论文在崇文书局结集出版，易中天作序作跋，他说，这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吴林伯先生退休后，割舍不断对老单位的情絲，受邀来曲师大做过几年的客座教授。原济宁一中语文教师郭结一先生是我的朋友，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学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恰逢吴林伯在曲师大做客座教授。郭结一也是年少成名，书生意气满满，某日邀三五同学去吴先生住处采访。吴先生一贯惜话如金，谈了几句勉励的话和做学问上的事，他们似懂非懂，不知怎么再谈下去，待一会就出来了，出来后围视而哄笑。现今吴先生已过世经年，今年是吴先生诞辰一百零六周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郭结一在大学求学期间，做为非著名主持人，曾对吴林伯先生做过非官方采访。郭结一以后又多次和先生晤谈，对先生有了多方位地了解。在吴林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受到先生子女和弟子们的重视和推介。
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师范大学的首批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一九五七年到曲师院历史系任教。一九六五年在全国撤系合并形势下，曲师院历史系取消，教师们随之星散各地。父亲后到济宁一中教英语。一九七五年，曲师院历史系恢复，星散各处的教师纷被召回，父亲也在召回之列。父母亲回曲师院后，我已工作五年，留在了济宁。妹妹和弟则在我就学过的附中、附小上学。从那以后，凡节假曰都要去曲阜看望父母。这时候，我和那条流过我童年的河已分别了整整十年。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再一次寻觅到沙河的身旁。沙河还是那个模样，在冷峭的寒风中像睡着了，有水的地方已经结冰，泛着晶亮的光，远看就是一汪汪凝固了的泪泉。我在河边坐了两个小时，后来太阳落山了，起风了，我才想起该回，在转身离去的一瞬，泪水夺眶而出。
在沙河的边上，走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无论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困苦，还是一九六三年以后的逐渐好转，都在一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困难时期，父母亲每人每月只有26斤定量，还要先顾着我们，让孩子们多吃一口。尤其是母亲，得了严重的水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还是那么乐观，她每月分到一斤左右的＂康苏饼＂治疗水肿病，康苏饼用糠做成，因掺了糖精，很甜，她隔几天拿几块还要分给我们当点心尝尝，她一块也没吃过。现在想起来，心里会痛，那是妈妈治病用的呀。母亲参加工作不算早，但入党不晚。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是政务院（国务院前身）的打字员，以后到建筑工程部机要局任打字员，从北京调到曲师院后则在院党委工作。我外祖父是冀鲁豫边区一九三八年的老革命干部，与纪登奎这批三八式干部在冀鲁豫边区一起共过事。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任平原省水利厅负责人，一九五三年，平原省撤消，外祖父进京，任建筑工程部行政司司长，北京建工学院副院长，行政十级。母亲一生没做过领导，只是普通干部，但二十一年前，她在曲师大去世时，曲师大党委破例在追悼会上为母亲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对母亲一生的肯定。
此照摄于年2月，居中两位老者是父母亲，我和爱人站母亲旁；穿夹克者是弟弟；穿绿风衣者是妹妹，在天津教科院工作，数年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戴红坦克帽儿童是外甥，后留美硕土；穿黄棉猴者是儿子，当时五岁，现为教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学院副书记。父母已离世，长眠孔林。
少年时代的经历，让我们比其他地方的孩子要早熟，精神上也更能包容，不卑不亢。我们在屋前屋后帮父母种麦子，种蔬菜，自己养兔子、养蚕，每人打一把小镢头，能抡得动，去生产队收获完的地里Luan（字典无，阳平）地瓜。因为曲师院建在农村，沾了很大便宜。我们和农村人比有粮食定量、有粮票，和城市人比食物链更广泛。一九六二年寒假我随母亲重回北京探望外祖父外祖母，看到我曾熟悉的北京大都市的人连胡萝卜头也捡不着，才更感慨曲阜真是福地。我当着在北京已是中学生的表哥和他几个同学的面，把从曲阜带去的我养的兔子当众宰杀，先用锤子猛击兔子后脑，致其昏迷，再用刮胡子刀片从免唇处开剝，一点一点剥离兔皮，然后把光溜溜的兔子开膛，一气呵成，被他们惊为天人。
从一九六三年起，中苏矛盾开始公开化，《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陆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每当大喇叭里播放时，我都会伫立很久倾听，心灵被震撼，革命激情肃然而生。小小年纪的我们，很早就能忧国忧民，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了。《九评》是邓小平、康生等人组织的，王力在八十年代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曾说他主笔写过《九评》中的五篇。王力和关锋都是军队中的笔杆子、党内理论家，资历也很老。他俩在文革中期，以反军乱军罪名被批捕。《九评》曾影响过我们一代人的文风。那种上纲上线，大刀阔斧，动辄引经据典，自以为是，随时随地扣帽子的火药味曾让我们以为这才是写文章应该有的风格。当然，其布局谋篇的精到，破题的不拖泥带水，语言之简洁明快，也并非全无可道之处。
沙河，从我的童年静静流过。沙河的野旷风清、水柔沙静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更广阔的人文旷野。能与沙河相逢在孔子的故乡，是我们的命，是命中该有的，命中注定要遇到这条河。
近几年，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一，我都要去曲阜孔林为父母扫墓。车过大沂河时，我会提前下车，站到大沂河桥上探视我的沙河，我童年的朋友，少年的图腾，一生的恋人。虽然沙河已被用机器磨平的方条石围成了只有四、五十米宽的狭窄河道，没有了金黄的沙滩，水变成了浓绿色，不再明亮清澈，静静地没有一絲波纹，看不见流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但它终究流淌了千年万年，亲近过太多的先哲古人，见识过太大的世面，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地就这样走着，不计较，不炫耀，只想去与更大的河流汇合，积攒着力量，最终奔向了自由浩瀚的海洋。
年2月3日
壬寅正月初三
作者简介：孔刚，年参加工作，是文革中的”老三届”。長期在国企从事宣传、教育与企业管理升级工作。从中学起开始诗歌、散文、小说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