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与钟叔河先生的合影
1、落脚天鹅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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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在内战的硝烟中我的一家盲流入长沙，我是外祖父用箩筐挑着进城的。
当时我还小，只记得进城前我家借住在河西望城坡一土砖茅屋内给别人家看守桔园。土砖屋墙倾顶漏，有天晚上，山上下来一群猴子在我床上被子上窜来窜去，屋漏风狂，黑灯瞎火之中，吓得四岁的我哭了一夜。
首先进入长沙城的，是我外祖父一家。听老人们讲外祖父是挑八皮箩进城的，大概是脚夫苦力吧。
外祖父进城时，经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因焦土抗战而遍地残砖断木。当时长沙城还没有自来水，外祖父认准这一商机，白天从湘江挑河水沿街叫卖，晚上从文夕大火的虚墟中捡残砖断木盖棚子，苦挣苦扎两年，外祖父居然在长沙南郊天鹅塘建起了几间小屋。
昔日冷清的天鹅塘已成了繁华闹市
当时的长沙仅只黄兴路，蔡锷路，中山路三条大马路，其他都是穷街陋巷，人口不过四十来万，南门口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出了南门口，就是黑灯瞎火的郊区了，天鹅塘距南门口仅一里左右。
进城之初，我的一家（祖父母、父母、我）就挤住在天鹅塘外祖父家，父亲经外祖父担保，租了一部木板车，靠拖板车下苦力养家糊口。
2、便河边的蚊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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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房子实在太小了，一下子挤进五个人住不下。不久，父亲在经武门便河边（古护城河边）租了一前一后两间房，前临马路后靠便河，祖母在房后的便河边上种上了丝瓜白菜,祖父有做纸蚊烟的手艺，在临马路的前房开起了蚊烟店，现做现卖，店名为六合奄蚊烟店。做蚊烟不需什么本钱，皮纸、锯木屑，雄黄、铁皮漏斗、木案板、浆糊而巳。
经武路如今己成为芙蓉路的繁华路段，铁路迁走了，当年的六合奄蚊烟店、破烂平房处，耸立着雄峻的长沙银行
当年的经武门十分荒凉，门前的经武大马路还是条沙石路，马路对面，黄土荒草，垃圾蚊蝇。过车、刮风，灰尘弥漫，又当西晒，便河（老护城河）边临铁路，火车一来，咣当、咣当，屋动床摇。
因为居地荒凉人烟稀少蚊烟生意不好，不到一年，我家又搬到了距经武门不远的福寿桥。
3、目睹解放军入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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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福寿桥是一条小巷，屋后是荒草萋萋的乱坟岗子。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
一件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尚未满月就患脐风去世了，父亲找几块木板钉副小棺材就将早夭的弟弟草草埋在屋后的乱坟岗子了。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了长沙城的和平解放。
解放军入城式陈先枢供图
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小吴门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入城式。当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时，长沙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彩旗招展，锣鼓、鞭炮喧天，欢声雷动。
当年的中山路百货陈列馆—资料照片
当时，我正好随父亲在小吴门，亲眼目睹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追随涌动的人群，从小吴门到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一路激动一路欢呼。当时我年仅5岁，还不能理解改朝换代的意义。但父亲说：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在拥挤的人群脚下捡拾到一支钢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钢笔（父亲也只用毛笔从未用过钢笔）。从此，父亲用这支钢笔开始教我写“天、地、人、和、中、国”等字。
4、从戥子桥到三公里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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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父亲因失子之痛怕触景伤情吧，不久，我家又搬到了戥子桥一条巷。
戥子桥的房东家有一台木匣子收音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我前看后看，总不明白这木匣子里为什么会有人唱歌唱戏。我问房东伯伯，房东骂我“乡里宝”，并不准我再进他屋里。
在戥子桥，我的祖母病了，死了。狠心的房东不许祖母的遗体从正门出丧，说不吉利，只能从狭小的侧门由父亲背出祖母的遗体在路边入材，根本没举办什么出殡礼仪，在乡下姑父的帮助下，将祖母灵柩抬到湘江边租一条小船运到望城县三叉矶草草埋葬在姑父家的后山上。
祖母死后，我的一家又搬到了三公里巷。因为戥子桥的房东不许我们住了，说我们又穷又晦气。
我们在三公里巷的住处是一座老而陈旧的民国大院，右侧有文夕大火烧残的一大片火烧坪。我们搬开残砖破瓦种上了南瓜丝瓜，废墟中我还挖出过一只缀满珍珠的绣花鞋和生了锈的刀剪。堂屋是共用的厨房，院内住有十来户人家，相处都十分和睦。
5、我最留恋的童年时代和三公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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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之久。这是我最留恋的童年时代。
在三公里居委会的帮助下，我母亲被招工到长沙茶厂当拣茶工，父亲进了长沙茶厂当锅炉工，我在三公里小学发蒙上学。我还添了一个妹妹。父母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有了安宁的生活。我至今忘不了在三公里小巷路灯下的乘凉夜话和玩“工兵捉强盗”的游戏；忘不了与小伙伴们滚铁环、玩油板、打弹弹、斗蟋蟀、换小人书看的童趣。
三公里小巷早巳不存在了，变成了宽阔的营盘路大道，原三公里小学拆了，医院的新楼。
三公里小学是一座古庙式的学校，很大。在三公里小学，老师也十分喜欢我，我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小队长。我特喜欢读书，从连环画到小说，我每天都沉浸在书里，走路看，上厕所看，连吃饭都边看书边吃饭，父母还为我订了《少先报》，我还向《少先报》多次投稿并发表过小文章。
当年在三公里小巷，经常有一个人挑着两个木桶叫卖“合菜”。所谓“合菜”，即餐馆酒家客人吃剩的菜合在一起由伙计挑到小巷里叫卖，运气好的合菜不但油水好还有鱼和肉。价钱又便宜，这是我盼望开晕打牙祭的美味佳肴啊。
6、玉皇坪小学的少年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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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岁的我进入了高小。记不清什么原因，我的家又搬到了石英园，我就读于玉皇坪小学。当年的“玉皇坪小学”是龙王宫古庙的一部分，如今“龙王宫”“雷祖殿”“玉皇坪小学”全拆了，原玉皇坪小学改名新风街小学了，再也找不到半点昔日古朴苍凉之遗貌了。
我有一枚黄灿灿的和平鸽纪念章，是离开三公里小学时班主任老师送我的，据说是根据齐白石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和平鸽制作的，我十分喜爱，天天挂在胸前，我的同桌女同学胜兰找我要过多次我都没给。
有一天，胜兰趁我不备，扑上来从我胸前抢走了和平鸽胸章。这枚黄灿灿的和平鸽胸章一直戴在胜兰胸前要不回来了。开始我十分气恼，后来胜兰却成了我的少年知己。
胜兰家有很多书。书吸引我天天放学就往她家跑，他父母也十分喜欢我，常留我在他家吃饭。正是这一年里，我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
胜兰的母亲是演员，胜兰的父亲在北正街大众剧院管售票收票。胜兰常带我到大众剧院去看戏，因为不买票，我们总是躲在后台幕布里看。
胜兰很有演艺天赋，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喜欢上了戏剧。我们常邀一些同学在胜兰家演戏玩，最常演的是《粱山伯与祝英台》，总是我扮粱山伯，胜兰扮祝英台。同学们平日也直呼我和胜兰为“山伯”“英台”。
7、从石英园到灵官巷及幼幼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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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石英园非宜居之地，年年涨水年年淹，而且临近长沙粪码头，每到涨水，粪水横溢。
这年，母亲为我算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我犯“水忌”，逢水有灾。母亲请算命先生为我“推八字”，算命先生叫母亲将我关在楼上，三天内不许见水，尤其不许见水中死物。第三天下午，楼下水缸里淹死一只大老鼠，听到嚷声，我几步就跑下楼去看。母亲拼命拦我还是没拦住。因为我犯“水忌”，我的家又搬离了年年淹水的石英园。
灵官巷16号原址，已成了六层楼的居民楼
搬家前日，胜兰哭了，她送了我—条上面有她画的梁祝“十八相送”的手帕和一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外国小说。
我家从石英园搬到了离南门口不远的灵官巷16号。这里是外祖父从天鹅圹拆迁后自建的新居，两楼两地，墙是竹片织壁外敷泥巴再粉一层石灰。屋前有块很大的坪。我就近转入了“幼幼小学”读小学六年级。
8、十七中的女老师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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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考入长沙市十七中十五班，当年十七中建校刚刚一年，我是考入的第二届学生，入校之初，桌椅不够，我们在砖头上搭木板上课。十七中后来成了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当时的中学，语文课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主，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及汉魏六朝古文，课本上都有。尤其教我们文学课的女老师，年纪不到三十岁，但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我最喜欢听她抑扬顿挫吟诵唐诗，更喜欢听她深入浅出地讲解汉魏古文，上她的课津津有味，越上越想学。正是她，把我带入了古典文学的辉煌殿堂，奠定了我一生对古典文学的喜爱。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她被剥夺了教鞭，只好拿起扫把成了勤杂工。据说这位好老师最终熬不过政治上的苦难而自杀了。
如今十七中不存在了，早就改为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年，我在十七中迎来了疯狂的大跃进。学校停课，篮球场里建了两个小高炉，大礼堂里办了学生水泥厂，我成了红领巾钢铁厂厂长，整天带领一班同学到各厂矿求援废铁渣铁屑运回来土法炼钢。至于燃料，桌椅门窗都往土高炉里塞。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终于炼出了一些铁块块，还敲锣打鼓向市委报喜哩！
我因为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日夜苦干，升任为少先队三条杠的大队干部。
9、愤而退学第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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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以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考入长沙市第十中学高26班读高中。
中考作文我是长沙市少有的满分，进入十中后，校方认为我是可造之材，任命我为学校广播站站长。校广播站每天清晨要播放催学生起床的晨曲，播放校方通告或学生来稿，播广播体操曲，晚自习后要播新闻和文艺节目。虽然我比其他学生辛苦，但校领导对我十分器重。
原十中学也不存在了，早已更名为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这时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学习也十分努力，感觉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但好景不长。不知是谁在广播室播音台窗子上贴了一张“打倒XX党”的反动标语。茫茫人海，校方查无所获，偏偏这张反动标语的笔迹又与我的笔迹相似，我竟成了校方怀疑的重点对象。班主任、校保卫、派出所民警都找我谈话，还说什么“坦白从宽”。
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差不多崩溃了，上课不知老师在讲些什么，晚上通宵难以入眠，成绩急转直下。连续二十余天日夜劝诱逼供，我百辩难洗其冤，同学中更是议沦纷纷侧目而视。我爱读书、想读书，但这种冤枉的黑锅实在背不起。我愤而离校。
10、在南区汽车修配厂当学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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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一月有余，我被招进了南区汽车修配厂当了电工学徒。厂领导对我很好，党支部李书记几次找我谈话，说我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党所信赖、依靠并将重点培养的骨干力量。他告诉我，带我的老工程师师傅是全厂技术最好的，但是国民党党员，属历史反革命。李书记要我不但要学好他的技术，更要我从政治上监督这个老工程师师傅。
三个多月后，第十中学广播站的“反动标语”案告破，校方向全校学生公布了案情并表示欢迎我返校复读，班主任老师也亲自来我家说明案情。但我巳缺课近四个月，而且我热爱新的工作，厂领导又将我作为骨干培养，所以我腕拒了班主任的返校复读邀请。我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只在高中读了一个多月，就在无奈的冤屈中终止了我的学生时代。
当年盖着石棉瓦的长沙南区汽车修配厂破旧厂房，后成了气派的商业广场
年，大跃进恶果在全国显现，全国人民在挨饿，到处都饿死了人，我的不少亲戚因饥饿都患了水肿病。我妈妈怕我饿不下去，省下自己的口粮给我吃，医院病房中病人吃不下的剩饭剩菜吃。（这时我妈妈已调医院当病房护理勤杂工）。我们还经常到湘江西岸挖野草回来吃。
年，我作为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三天全市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座谈会上，我讲了不满大跃进的真话。不料从此我一步步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之中。不久我便从工厂“光荣离职”了。
11、人才济济的中华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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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当时我看到一份“中华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说学校不但有美术课，还开设了古典文学课。我爱好古典文学，受胜兰影响我也喜欢美术，这正符合我想继续读书的心愿。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比较简陋，但师资还不错。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校长是后赴美国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学生中也人才济济，不少同学今日仍活跃在长沙画坛文坛。因写《第二次握手》而被“四人帮”判刑七年的张扬也是我美校的同班同学。
《第二次握手》相关资料图图源网络
我离厂进校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父母工资低，每月总收入不足80元，要养活七口之家，十分困难。我作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我渴望读书，但纸笔之资都无处筹措，入学月余，在父母再三说服催促下，我不得不决定忍痛退学。
12、爱才如子的任长乐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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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中华美术学校校长任长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我不得不退学的原因。想不到的是，任校长在收到信后当晚就寻到我家来了。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说我失学太可惜了，他表示两年不收我的学费，恳求我父母让我上学。我父母因家境压力太大而末予应允。
任长乐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最后，任长乐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连粮票都不收我的。当时正值过苦日子粮食金贵之时啊！我父母被任长乐惜才之心感动了，终于同意我在美术学校读下去。
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了任校长家。
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那知识分子是改造群体的年月，任家是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却满床满桌满地都是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我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长乐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
任长乐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他说，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他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甚至从末借给别人看过。（可惜的是这两本文物级的古本珍籍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芥子园画谱》图源网络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总是互相推让。任长乐十分义气，他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让我多吃一点。
任长乐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长筒套鞋当靴子穿，而且黑长筒套鞋上补巴累累，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白衣白裤套双补丁垒垒的长统黑套鞋，人称“任神经”，他却自得其乐，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唯有我知道他心中很苦很苦。（任长乐文革后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的夫人却比他小二十多岁，现随任长乐在美国料理画廊。）
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的岁月。看着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我心中十分不忍，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长乐坚决不让我走。
任长乐每天很忙，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为报知遇之恩，我也主动承担了一些校务活动。在这些教务活动中，我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如当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省美协主席），刘世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书画名家都曾题赠字画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收藏的这些名人字画真迹都在文革抄家中当作“四旧”被焚之一炬。
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我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不管任长乐的再三挽留，我坚持搬回家住。
在过苦日子的艰苦环境下，我在任家吃喝四个月，他自己买黑市粮吃，却不肯收我的粮票。我永远忘不了任校长的知遇之恩。
13、重庆第十三航空军校在长沙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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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我父亲是年从长沙茶厂调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业务科的，工业品供应公司在铁路部门有商业网点，所以火车站段务处调剂了几套宿舍给我们住。
年夏季，重庆第十三航空军校在长沙招兵，我报名体检并被录取了。当年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办事处也来了我入伍的通知。据说进军校即享受上士待遇，是培养空军军官的。命运之神终于向我招手了。我和父母都十分高兴，我喜极之余在同学中四处报喜辞行，大家都为我高兴。
空军飞行员图源网络
十来天后，派出所突然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一下子我从希望之巅跌入冰冷的失望之谷。“连参军都不要的。”这对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和悲哀啊！一气之下我下了农村。
直到文革中我被打成“小邓拓”日批夜斗，我不服，以跳井抗争。结果鱼场党委向我抛出了档案，我这才知道当年在美术学校追我不成的女同学向军校写了我的黑材料。
14、到乔口渔场当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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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7日，我作为“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被送到望城县乔口渔场。
初到乔口渔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28位城里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有6位女青年。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拥挤和热闹了。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残破不堪的乔口渔场樟木桥分场，空无一人，坪中小车是作者寻访旧地开去的
到农村后，我心如死水，一心只想过夜枕波涛、攸然诗酒的生活。但没想到从此我堕入了十七年的凄风苦雨、斑斑血泪之中。
15、我不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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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开始陷入史无前例的恐怖之中。
乔口虽是乡村小镇，天天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召开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女同学“恶作剧”送的黑材料、又有六一年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会上我被污称从年以来一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
当年开斗争会的主要场地：万寿宫古庙，内有戏台和大礼堂
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
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相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这一切都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一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知青救了上来。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管，并不时拉出来批斗。
16、戴着手铐回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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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文革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局势一片混乱。我趁乱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一个由知青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了。
年10月，18岁的莲莲冲破一切阻力找到长沙，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了。莲莲是乔口一位老中医的孙女，她的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的我最大的安慰。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父母住在一起。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为了减轻我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又搬回了乔口镇。
莲莲五十岁时的化妆照
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当作“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捕，判有期刑七年，先是被关押在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几个月后将我押交乔口渔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
由于我始终不肯低头认罪，被鱼场领导认为不服改造，年春，我被重新收监长沙市看守所。
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17、与大学者钟叔河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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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山区的洣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就业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也关在这里。铁网之外有茶厂厂房、有工人宿舍区、有茶山，更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我在监内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不认罪是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
保存至今的长沙县看守所监票
当时的监狱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是混合关在一起的。当时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大右派钟叔河。钟先生是湖南日报第一任主编，人称钟教授，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他信手拈来出口成诵，也无论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包括各种政治理论他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副长者和学者的风度，我非常敬仰这位大右派老师。睡在我左边的却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这样的人我从不得罪，只疏而远之。
18、《狱中来信》的大字报轰动长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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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找机会寄出一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我父亲收到后，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轰动全城，每天上万人围观，影响极大，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狱中秘密寄出的《狱中来信》原稿，约三万余字，用极小的字写了二十几页。
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决定。但平反并不彻底，平反决定书上仍留有所谓“有一般政治性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
我出狱了，但为我而心力交瘁的父亲却明显地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已是满头白发。
19、为了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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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单位乔口渔场拒绝我返场工作。我单身一人返回长沙城，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城却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
我父母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长沙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终于病倒了。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多。我没条件住院，只能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莲莲我病了，但不知怎么莲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莲莲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我这蜗居才有了生气。
20、为户口，妻子不得不装疯卖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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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父亲的单位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不惜一切代价，费尽周折，给我办理了带工龄回城顶职。下乡十七年，历尽千辛万苦，我的户口终于返回到长沙城了。
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莲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
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终于有位好心人指给我一条捷径，叫莲莲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验的。
我与莲莲经半年多的准备：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莲莲母子的户口农转非。
最后，在市公安局一位友人的帮助下，母子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
为了装疯卖傻，莲莲饿得面黄肌瘦，调养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21、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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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了的我，已经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债台高筑。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
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后更名为晓园百货公司），是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大公司。苦难的我终于端上了金边饭碗。
晓园百货大楼
这时，我的父亲己非常衰弱。为我的冤狱泣血抗争、因贫困生活的重压、因癌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已如风中残烛燃尽了自己。
上班第一天，公司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爸爸是个好人，好干部，医院去专职护理我爸爸，不管时间长短。这段期间，我的工资照发，奖金按职工平均奖发，还给我发了元困难补助。
从水深火热一下子感受到人间温暖，从沉沉黑夜一下子见到了云开日出，在捆打跪斗中都从不流泪的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才是共产党，我终于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我父亲厌倦了这想不通的痛苦人世，以死亡求解脱，撒手西归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父亲病故后，单位领导同情我也欣赏我的文笔，安排我当办公室秘书。我宁可当营业员不肯任秘书职，因为我不想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假话文章，单位只好安排我搞业务工作。一年后我被任命为家电部副经理，此任二十余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期。
乘改革开放春风，我妻也在蔡锷路借钱租一门面做小百货生意，月入千金，三年还清了一切债务，置齐了一切家当，也支持了我任职期间能两袖清风。
在蔡锷北路经营的小百货店（图左）
年，我关闭了经营红火的小店。为了享受我们热爱的生活，十年之中，我和妻子游遍了名山大川，足迹遍于全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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