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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登十四座米雪山，是无数户外冒险者梦寐以求的圣杯。作为一个女性登山者，罗静历经雪崩、滑坠、落石，多位友人的遇难，在年结束时，她面前只剩最后一座山了。她能完成吗？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女性登山者想象一个女性登山者，想象一个攀登海拔米高峰的女性登山者。她是什么样子的？
她未婚，没有孩子。她因为参与太多户外运动而皮肤粗砺。她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能够投身这种耗资不菲的活动。她留着脏辫，花臂纹身，有个朋克鼓手的男朋友。她是著名探险家的后人。她是一名前拳击手。她是一名卡车司机。她当过雇佣兵，杀死过7个敌人，还曾与狮子肉搏。
放弃那些刻板印象吧。罗静不符合上面任何一条描述。
从人群中识别一名越野跑者，你或许看晒日线，但在同属户外领域的登山者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外在痕迹。他们在山上包裹得太严实了。穿着便装时，罗静是个身高一米六几、说话细声细气的长发女性。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她，会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她的良好肤质。她体型维持匀称，但也看不出肌肉线条。她怕冷。不登山时，她会锻炼，跑步或爬楼梯为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魔鬼训练。她是一个17岁男孩的母亲。她上一份全职是IT从业者。
每年的5月到9月是登山季。在这个时间段里，她是另外一个人。在山上，很多壮年男性也比不上她的体力和速度。她有个诨号，叫「兔子」。又由于她几次做过登山队长，山友们也喊她「罗队」。她创下至少6座米山峰的中国女性首登纪录。体能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和经验。
她对《人物》说起她的一个顿悟时刻，那是在干城章嘉峰的最后一段路，搭档的夏尔巴没有过米经验，感到恐惧下撤了，剩下她在裸露的岩石陡坡无保护状态下独攀，手脚害怕地在抖。她调整思绪，保持专注。接下来她发现，抖动消失了。专注控制了恐惧。
对于大多数山友来说，从入门到米，需要5-8年，信心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迈过米的台阶后，她只爬了一座米，一座米，在第三年就迈向了米。「我的思维是容易跨越的，我从内心里头就不是一个有束缚感的那种性格。」她说。
地球上米以上的山峰，共有十四座，全部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登顶十四座，是一项壮举。极少数人无争议地跻身到「十四座」俱乐部里，远远少于进入外太空的宇航员——那个数字超过了。
更多的人倒在俱乐部的门外。在山上，事情发生总在计划之外。一个微小错误会导向可怕后果。极寒与缺氧让人意识凝滞、思维错乱，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也会犯错。罗静的夏尔巴曾忘带过食物包，还错带了空的氧气罐。
高山上的死亡通常快且没有痛苦。滑坠是常见的厄运。力竭后的失温会让你变成一株雕塑。高山反应引发的肺水肿、脑水肿也会杀死你。雪崩的杀伤力是大面积的，珠峰雪崩在年和年分别造成了16人和19人遇难。除此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发生，有年在马卡鲁峰，两个夏尔巴由于把帐篷拉得太严造成窒息。这是个低级失误。「我们都会知道，留道空。」罗静说。
恰恰是死亡，让山有了黑魔法般的魅力。「没有死亡威胁，那么登山就什么也不是了。那只会是幼儿园。不会是冒险，也不会是艺术。」意大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说。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家，是无氧登上珠峰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十四座」俱乐部，年他成为全球十四座米山峰的首位完攀者，自此，「十四座」成为户外冒险者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然而所有这些成功并不能令梅斯纳尔骄傲，他在自传中写道，「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某种程度上，死亡就像抽奖，你总有可能被抽中，无论你的名气、技术，无论你是男是女。
罗静遭遇过两次雪崩，数次滑坠，踩踏过悬空的雪檐，差点坠入冰裂缝，还被其他人踩落的石头击中过，她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也没有像一些同行那样，失去身体的某一部分。因为冻伤坏死，常见需要切除的器官包括手指或者脚趾，再严重是整只的手脚，也可能是鼻子或者耳朵。
山不会区别对待女性，但女性登山确实比男性多了些不便。换卫生巾有点麻烦，那玩意冻得像冰块似的，「你想要用湿纸巾做清洁，拿出来立刻就冻住了，得揣怀里头给它捂化了」。早年为了更好状态，罗静会用一款叫「妈富隆」的药推迟月经，后来也不在乎了，那些末端的事情影响不了她。
还有如厕问题。夜里男女经常同挤在一个帐篷里睡，罗静有过教训，夜里穿着秋裤外出小解，转天就感冒了。后来她便允许自己在帐篷里解决。这主要也是为了安全，很多时候帐篷搭在陡峭山坡上，黑夜贸然出来找厕所很容易发生滑坠。她在大本营备一个夜壶，上山背一个。在山上，隐私和体面都是可以放下的，有女登山者为了轻装上阵，竟然连夜壶也不带，如厕时让夏尔巴在后头帮着拎塑料袋。「我是有我的底线的，我是做不到的。」罗静说。
登山途中，就必须在雪地里解决了。脱裤子前，跟下坡的人打声招呼，「人家就背过（身）去了」。
这些事情在罗静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她这样的女性登山者来说，山下的世界才是更困难的。「在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同时，你要想再照顾你的梦想、自我需求，其实是很难平衡的。」她说。
在年结束时，她的面前只剩最后一座了。她有机会成为「十四座」俱乐部里的第40人，中国民间第一人，还无限接近一个纪录，攀登十四座的最快用时。当时纪录是7年10个月6天，由韩国登山者金昌镐创造。
攀登中的罗静
温和抵抗在户外论坛和登山圈里，罗静是名人，但在这个领域之外，对大众而言这是个陌生的名字。我注意到罗静，是在年5月的黄河石林越野赛事故之后。在那个由极端天气和主办方失职共同造成了21人失温遇难（另有一人在昏迷半年后离世）的悲剧里，罗静是幸存者。她跑了28公里，再往前1公里，就是死亡区域了，大部分遇难者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山脊上找到的。
年10月，《人物》与她相约见面。新闻里称她是一位登山家，但她谦虚地否认了，她认为她还未达到登山家那种更纯粹的境界。她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她应该指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以开辟新路线、轻装快速、单人或者两三人的小团队为特点。而她属于喜马拉雅式，主要体现为商业登山，以逐步推进建立营地的团队行动展开，有后勤保障。
我们想写她的登山故事，带着巨大的热情而来，但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她讲述的内容缺少场景和细节，似乎没有感染力。明明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她这里变得很平淡，好像登山不是什么英雄史诗，不承担宏大叙事的功能，只是私人爱好，或者某种更轻的东西，是对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交代。
在4天的相处里，她有些看似固执的坚持。她会告诉我一段故事，然后再要求我不能写出来，因为她想避免任何与他人可能的冲突。每次受访不能超过1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要过了40分钟，她眼神就低垂下来，声音越来越小，回答的字数也越来越少。聊到后来，简直像一场苦苦支撑的彼此折磨。
有些话题刚刚打开，她就宣告关闭。「这个事我就不想聊了，太累了。你可以看那些报道就都有了。」她说，「反反复复讲太多了，真的很烦，就不想聊这些东西。」
偶尔，她可以变成非常开放的交谈者。一次晚饭时，话题引到山上如厕，她讲了很多细节。「我每天早晨要上个大号，这是很好的习惯。」她说，「因为你上完之后，再去登山，一整天你都是很安全、很舒服的。」但就像山上的天气一样，你无法预测她什么时候就陷入了消极状态。
很多问题，她的答案是，我哪儿知道，没想过，不记得了。我和她聊到乔恩·克拉考尔写年珠峰山难的名作《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她很早读过，连同还读了克拉考尔的另一本《荒野生存》。我问她，看完是什么感受？
我们当然需要那些故事，那里面有惨烈的死亡、自私的决定与惊心动魄的竞争。那些故事能展现人类的渺小，也能展现人类的伟大。在那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上与下，进与退，救人或不救，没有中间立场。你要认真阅读山给你的信号，在两个选择中做出正确的那个。像我这样从未登过山的人，是那些故事提供了大量对山的想象。
「没任何感触，就是看故事一样看的。」罗静说。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她可以一直沉默下去，直到对手在这场气场角力中败阵下来，换一个话题。但随后，她轻声地抱怨，提问跳跃性太强，彼此毫无关联。
她是个棘手的访问对象，但她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表达抗拒态度时，她语气淡然地使用反问句。山难之后，我为什么要有幸存者的愧疚感呢？我存活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做噩梦呢？
这种温柔抵抗，可以在她与赞助商的合作中找到痕迹。「她是挺任性的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市场负责人说，「很多商业规则对于我们是很正常、约定俗成的，她就觉得这样不好。她很怕别人给她贴一个商业推广的标签。」接近她的人都说，她缺少商业意识，抗拒自我推销。「有一些商业履约的事情，比如要她念稿子，她都不太做得来。」罗静的朋友张大校说。每个人都多少被他人看法和反馈塑造着自己的行为模式，罗静仿佛得到了某种豁免，我行我素，从未顺从。
表象之下，她的内在是叛逆的。小时候母亲打她耳光，「眼睛里冒着星星，可我就是不哭」。大学毕业，男友让她跟去东北，给她找份铁饭碗，但她觉得那种日子一眼望到头，宁可当个北漂。
相比阿式登山，商业登山相对安全。一位个性张扬的企业家曾告诉我，在他看来某些企业家对珠峰的痴迷，不过是为了做公关，「找几个人把自己扛上去」。这代表着一种典型谬论。高海拔山峰没有一座是容易的，只有困难，和更困难。很多路段是没有路绳，需要两人结组的。
对于种种偏见，罗静的观点是：关她什么事。
「他怎么看待（商业）登山，这是他们的事。」她说，「我不希望对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无论把我看得多高，或者觉得我的成绩不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反正各种点评，我无所谓。」
我问她，冲顶是什么感觉。「没感觉，赶紧下撤。」会不会想象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没想象，是大家的想象。」她说，「实际登过山的人，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就知道攀登过程是最主要的。」
其他一些登山者在采访中的表述与罗静是类似的。张洪是亚洲首位登上珠峰的盲人，他说那一刻没有激动、兴奋，甚至都没有多少感想。双脚截肢的夏伯渝，在他69岁这年第五次攀珠峰终于登顶，那感觉却比他之前无数次的想象的要平淡许多，反倒是下撤时的惊险留下更多印象。
与张大校聊起访问中的受挫，这位与罗静爬过珠峰的商界精英笑了：「绝大多数登山的人，只和同类聊相关的话题。」
要辨别非同类很简单：如果你需要反应几秒才理解煨桑——那是每次登山前的固定仪式，请喇嘛诵经，以祈求神山保佑；如果你弄不清那些尼泊尔与藏族名字：桑珠、明玛、达瓦——在登山圈，这些名字就像乔丹或刘翔，不需要身份前缀。你是圈外人。
但要看到那个高海拔世界的真相，你还能依赖谁呢？你唯有从一个地方寻求答案：从山上回来的人。
罗静与队友们
逆行遭遇真正的雪崩之前，她人生中的雪崩在年发生。儿子才1岁，丈夫突然消失，留下的是夫妻名下的共同债务。催债人找上门，她逃难一样四处辗转。她经常哭，也数次有过自我了结的念头。官司打了几年，北京三环的房子被迫卖掉以还债。她搬去了五环。
「我总是觉得人生是有一个光亮在召唤着我。它不会让我绝望的。尽管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瞬间，但是仍然还有一个声音就在那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那段黑暗的日子改变了她对金钱的看法。她很早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还一度做过论坛版主。官司打完的一刻，她想痛痛快快地干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后来，登山成了那道光。
很多山友有着相似的起点。山上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雾霾、地铁与摩天大厦，没有家暴、情感欺骗与股市。经历失意与挫折，到山上去是一种常见的选择。罗静的朋友程昕也是如此，年，距离他上一次登山过去了12年，他又重新登山了，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那时他卡在了生涯发展的瓶颈期里。山下的问题也许依然要靠下山解决，但山上那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极简与开阔的体验。那段感受是致瘾的毒品，也是救命的药。
很多人登米会从卓奥友峰开始——在中国境内要获得珠峰北坡攀登许可必须曾有过一次米以上的攀登经历，而卓奥友是公认商业化成熟，也相对简单的那一座——珠峰往往是他们的第二座山。谁不想登珠峰呢？但珠峰太贵了，罗静资金有限。那就优先选择那些少有人去的、名气靠后的山。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她无法找到共同进阶的固定伙伴。
她在年迈向了第一座米，马纳斯鲁峰。这座山的花费约在10万元，她把本来用于买车的钱投到了里面。为了省下美元直升机费用，她和夏尔巴徒步8天抵达登山大本营。
经过两次分别进发到1号营地和2号营地的适应性训练，接下来就是在大本营等待冲顶时机。用她的话说，那时她只是个傀儡，一切由他人说了算。夏尔巴让她提早用氧气，她就用了。冲顶成功，她内心还是有一丝失败感。
第一座米登完，她就没钱继续了。但她的登山帖子在论坛引起了轰动。一个朋友赞助她5万，让她有了登第二次的机会。她参加的是一个尼泊尔探险公司组织的马卡鲁峰攀登。在这种外国组织的队伍里，总是混合不同类型的登山者，她的队友是几个无氧攀登的伊朗人。
在冲顶过程中，伊朗人先后放弃了，罗静和她的夏尔巴继续上行。一般攀登关门时间是中午12点，冒险一点的人可能把关门时间延后到下午2点，而一旦到了这个节点，无论登顶与否，都须放弃以保安全，因为下撤才是更危险的路段。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求胜心切，她与这个死限愈行愈远。
登顶时已是晚7点，可怕的黑夜要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下撤路上，罗静还出现幻觉，耳边有鸟叫，还听到伊朗队友喊她，那空旷的山上哪儿有其他人呢。在这种状态下，她判断连续失误。一次是因为大意没有系快挂，她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滑向深渊。另一次是为了省力走捷径，结果踩进冰裂缝里。
她幸运地活着回来了。滑坠发生了五六米，她发现腿缠在了路绳上。身子掉落冰裂缝一半，背包卡住救了她。她是第一个登上马卡鲁峰的中国女性。让她意外的是，这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命运就是这么玄妙，结果要归结于她的技艺、勇气与某种精神力，还有那两次转危为安的好运气，但起点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再来一次她大概不会选择无视关门时间。晚她十几个小时，另一个中国女性登山者王静也登顶了。第一人才有公共传播价值。
「这个山登完，那第一就是第一。」她说，「不是第一我也一样去啊，就没有你们想的，好像非说冲第一去或者是说竞争那种。」
一条路就这样展开了。她得到了一些有偿的演讲邀请，能够纾解一些她的经济困难。一座座山继续登，钱若不够，她就向合作的尼泊尔探险公司「SevenSummitTreks」赊账，再通过之后带队登山，抵消掉一些账目。年迦舒布鲁姆II峰与I峰，与年乔戈里峰（K2），都是赊账才完成的。
在登前三座山时，她装备精简，连冲顶包都是借的。直到以首位华人女性身份登顶有「杀人峰」之称的K2，她有了首个户外品牌的赞助。那时，愿景变得清晰起来，目标是十四座。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因为她不知道财力能支持她走到哪里。有次临时急需缴纳登山报名费，她一时拿不出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帮朋友把钱凑齐了。
罗静攀登乔戈里峰
故事的真相就是，这位未来的「十四座」候选人与富有毫无关联。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却未必能实现罗静所实现的。
她恪守一个原则，不主动拉赞助。「自然发酵，有人找我，我也会回应」，她说。她作为特招生免费去读长江商学院——为登山她中间还办了8个月的休学——在那个充满了人脉资源的矿场里，她根本没有做任何挖掘尝试。
「我希望我的攀登是很自由，没有约束的。」她说，同时也归结于商务是她不擅长的领域。她没有成为网红的打算，在她看来，「火起来」和「实现社会价值」有一条微妙的界限。
登珠峰是所有山里最昂贵的，需要40万元。这对于罗静来说有很大压力，但因为受邀加入了一个由五个不同国家登山者组成的队伍——这是组织方弄的一个噱头，费用得以豁免。也是随着这支队伍，她又登了洛子峰。另一笔重大的赞助来自于朋友程昕。年随罗静登山后，他主动邀请她成为他创业公司的品牌代言人，3年签约费达上百万元。
但如果没有这些机会，她会就此停步吗？她认真考虑过，实在没钱了，就把北京五环自住的房子卖了。
她在生活方面节衣缩食。不舍得在健身房花钱，就在家里锻炼。很少做美容，也不买名牌服饰。在北京生活她一直没有车。「好多朋友我们都是轮番当司机。」张大校说。到今天她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出去吃饭，每次她都要盯着菜单看很久，肉菜点了又删。
生死在山上，人与人很容易缔结深情。在罗静最初的登山生涯里，有两个名字对她很重要。
年，爬四川雀儿山时，她认识了杨春风。她对他的印象是，「黑黝黝的，瘦瘦的，看不出是多厉害的角色」。在网上搜了才知道，杨是圈内大神，是当时中国民间登顶米最多的人。他来这座海拔只有多米、技术难度不高的雀儿山是为了散心。不久前在道拉吉里峰，三位队友死在山上，作为领队的他因为组织混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于争议漩涡之中。
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她和山友去成都找他，住在他的工作室里，大半夜他给大家做饭吃。他很随和，回答问题很有耐心，偶尔也吹牛，而对于外界的一些诋毁，他会发发牢骚。
罗静视杨春风为导师，从内心敬佩他，很多想法受他影响。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却把全部激情放在了山上。贫困、山难、愧疚感，任何阻力都不能让他停下来。他常说一句话，你可能技术比我厉害，但是你有我勇敢吗？这句话既是为他的商业登山辩护，也是他自我赋能的方式。
那时她刚辞职，她确认她对更高的海拔是有渴望的，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可以先用一段时间登山。她知道自己不必成为一个阿式登山者，也可以勇往直前，因为杨春风就是例子。第一座米，她就是跟随杨春风组织的商业队伍。
在第二座米，她与民间登山界的另一个名人相遇了。他叫饶剑峰，也曾在年道拉吉里发生山难的那支队伍里。与杨春风处于象限的两极，他是个财务宽裕的企业家。下山后，罗静与饶剑峰走得近了。她还热心张罗了一场分享会，把后者专程从深圳邀请到北京。
两位老大哥是竞争对手，均想做第一个完成「十四座」的中国人。两人也合作，在年，饶剑峰用了55天连登3座米，其中K2就是和杨春风携手完成的。罗静原本也被饶剑峰说动，打算同去，但最终因资金缺口以及信心不足放弃了。年，当听说杨春风、饶剑峰准备去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她报名了。但时间太晚，她未能成行。
她是在北京的地铁里听到那个噩耗的。6月23日，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攀登者遇上了恐怖袭击，遇难的11人里，有杨春风、饶剑峰。所有具体的感受都消失了，她不记得在站台的人潮里哭了多久。
罗静与杨春风
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曾给记者展示过一份他手写的名单，从他的导师开始，到他的挚友，上面有三十多个相识的名字，几乎都死于攀登。这样一份名单，存在于每一个资深登山者的心里。
登山这些年，罗静见证了很多不幸发生。年初，她去阳朔攀岩，一众朋友里有个叫严冬冬的阿式攀登者。几个月后，他死在天山的冰裂缝里。年在干城章嘉，五个队友登顶后在下撤时滑坠。一张先前拍下的合影里，入镜的几个人除了她都死了，其中包括与她一见如故、格外友善热心的韩国青年Namsoo。而幸存的另一位韩国人金洪彬，年死于布洛阿特峰。年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团队里有一人遇难。相识多年的保加利亚人博扬·彼得罗夫，年失踪在希夏邦马峰。
这只是一份来自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罗静不愿意对我谈论名字和数字，「记住他们人就行了」。
她用她的方式纪念他们。杨春风、饶剑峰遇难后一个月，在巴基斯坦的迦舒布鲁姆II峰的峰顶，她把友人的照片埋进雪里。她在那里哭了一会儿。她后来去山上，一直带着韩国朋友Namsoo的睡袋，而她的睡袋，陪他留在了干城章嘉。
「过后就很平淡了，他们选择的路子」，她说。她不是那种情感充沛的人，把痛感反复咀嚼。「我学理科的，很理性的。」
理性体现在她看待事情的许多方面。《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记录了两名日本人为了冲顶，漠视半途遇到的奄奄一息的人的求救。如果把她放到同样情景呢？罗静不愿说她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那都是在瞎吹牛呢，只有做过的事情你才可以说。」她能够理解在干城章嘉弃她而去的搭档夏尔巴，「在生命安全面前，他做任何选择都是对的」，还发文为他辩解。她拒绝道德绑架。
幸存者愧疚是创伤性事件亲历者常有的一种体验，对他人死亡而自己活着这一事实感到有过错并内疚。罗静从未陷入这种感受，她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你应该客观冷静去分析整个事情，为什么他会遇难，只有分析清楚了，这才是对死者更好的尊重。」
她谈到不久前父亲身体衰竭去世，她很快接受了事实。「可能失去某个亲人我们就更加孤单一点，就仅此，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面临的。为什么要沉重呢？我就觉得自己以后看不见他了，他以另外一个方式存在。」她并不是在做宗教式表达。
她没有宗教信仰，从不祈祷，「祈祷不如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她不愿意自我悲情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悲壮？一定要弄得我们要写好遗书出去？我觉得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宣传。」
我与罗静聊到登山圈内存在的一种殉道者心态，「死在山上亦是美好的归宿」。她笑了，不置可否。后来我看到她发表的一则帖子，意识到她肯定不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她回忆与一个山难者遗体近距离相遇的感受，「我相信，最后一刻，他仍然是想回到亲人身边，正如我自己从未想过要留在山上一样。」
危险始终是在那里的。K2的攀登死亡率（登山中遇难人数和成功登顶并返回人数的比率）是27%，安纳普尔纳峰是32%。
她当然知道那些数据统计，但聊到这里，理科生的理性却好像消失了。有坠机难道就不坐飞机了，有车祸就不再开车了？但她好像完全忽略了概率的区别。
她想象过自己陷入险境，但从未想到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攀登死亡率里的那个分子——至少她是那么说的。「死就闭眼了，啥都不知道了，那还用想啥。」
登顶之外的东西进入年之时，一切进展很顺，罗静已登顶7座米。她情绪高涨，有了一个「小目标」，想在这一年攀完剩下的七座，她把时间排满了。这个计划她藏在心里。
但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完成数字为零。尼泊尔大地震打乱了她的部分计划，而她尝试的四座山，无一成功。
这一年，她陷入攀登以来最多的危险。生涯里的两场雪崩相继发生。一次，只差半米，她的整个帐篷就会滚下悬崖。更致命的另一次，雪团挟裹她往下冲出50米，她以倒V字姿势插入雪地，在接近窒息的一刻，是夏尔巴Nurbu把她拉了出来。
重要的是，她还活着。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但相比初出茅庐时，她已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在安纳普尔纳，其他人在早上6点半之前就下撤了。从众是容易的，但她认为时间还够，单独又上爬了6个小时，抵达顶峰百米之下的一处地方。她的夏尔巴Nurbu的氧气用完，而再往上要经过一块无路绳的冰岩混合的崖壁。山顶好像近在咫尺，但她评估结组而上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抵抗住诱惑，掉头而去。
嘴上说全力以赴就没有遗憾，但在年底的朋友聚会上，罗静突然就哭了。
经历失败之年，她变得愈发谦卑。「知道得越多，恐惧越多，更要谨慎。」她说。像许多真正的登山者一样，她不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人与山的关系。「山峰可以接纳你，你要挑人家天气好的时候，你要挑人家脾气好的时候，这个怎么就谈征服呢？」人征服的只能是昨日的自己。
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发生。早年，她在论坛很活跃，其中一些帖子会事无巨细地谈论山上的见闻。从这一年起，她不再更新。「新鲜劲过去了。时间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时间耗费在论坛上了。」
最初的激情、好奇以及诸多感慨淡去，就连记忆也日渐交叉混淆，那登山还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她就不是那种一切依赖夏尔巴、不愿自己背负装备的登山者。从年起，她决定更进一步，不止做一个普通的商业客户，而是自己组队。她负责审核和挑选夏尔巴和背夫，给队员制定训练计划，准备路绳、帐篷、煤气等装备，监督后勤与运输。对于她个人而言，这种自主模式其实「花钱还多了」，但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以成长。
随着经验增长，她为自己设定了更多进阶要求。连续登山对体力有很大挑战，在年，她就尝试迦舒布鲁姆的两峰连登。在年，她连登安纳普尔纳峰与珠穆朗玛峰。
在第三座米时，她是无氧下撤的。但那是因为氧气用完了，并非她的意愿。但在年之后的多次攀登中，她主动尝试无氧，因此每次需要比他人提前出发。她对《人物》指出，她终究戴着氧气面罩备用，与严格意义的无氧有很大区别。「人家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出发的时候不带氧。」
无氧登顶是一个理想目标，年在南迦巴尔巴特，她几乎要实现了。距出发13小时后，最后那段路充满不确定性，她陷入纠结，「我不用氧也可以，但没必要因为自己这么一个愿望，拖累大家面临一些风险。」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氧气，登顶一路痛哭，「觉得自己使尽全力也实现不了（无氧），一种复杂的情绪」。
计划已经悄悄发生改变。如果一切是为了跻身「十四座」俱乐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附加难度。她感到登山越来越像一种自我挑战，而不是对外的证明。
年她在马纳斯鲁峰认识了西班牙老头奥斯卡（scarCadiach）。此后他们不断在山上相遇，每年她对他的了解会加深一些。年在干城章嘉峰，他给她讲述了前三次在那里失败的经历，第四次依然选择无氧。在杨春风等人在巴基斯坦遇袭后，对于是否按原计划去巴基斯坦登山，罗静一度犹豫，是奥斯卡发邮件告诉她，不要被外界的恐惧控制内心。
年7月，罗静登顶布洛阿特峰时——这是她的第十三座，与她同行的奥斯卡也完成属于他的全部米。他成为「十四座」俱乐部的第39个人的这一刻，距离他登上第一座米，过去了33年。耗时这么长，是因为很多次他都在尝试新路线。光是布洛阿特就是第6次来了。这让罗静感慨良多，「他真正喜欢爬山，不是追求名次」。
在第十四座山前，罗静的身后有几位中国追赶者，他们构成一个共同行动团队，与她关系微妙。但在她这里，成为第一的竞争意识，消失了。
罗静与奥斯卡
母子回到登山起点，债务官司刚结束，她处于低谷，想着首先应该把自己调整到好的状态，才能更好面对家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哪儿都不去，把自己锁在这么小的环境里头，人很难。」她不在的日子，她把儿子诺诺托给外婆照顾。
自我拯救变成自我实现。连续5年，她没有陪儿子过生日。他生日在7月，而她身在山中。年，诺诺12岁，初中才读了半年，她就把他送去泰国清迈的寄宿式国际学校了。刚开始那段日子，12岁的儿子在宿舍里和她通话时哭，过了一段就适应了。
在山里，她与儿子「想起来了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也不打电话」。有人会答应家里每天一个固定电话，有时耽误了，那边就焦虑得不行。「你这是徒给家里头增加不安的情绪。」她说。
随着她的故事被传播，网络有杂音出现，认为她作为母亲投入几乎全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太自私了。她后来索性把自己屏蔽，不再看那些评论。「井底之蛙，根本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