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在制度护航下民众反腐应增加权重
年年全国两会，反腐都是热门话题。很多代表委员都变成祥林嫂了，长此以往，普罗大众似也欠缺了倾听的热情。今年仿佛有些不太一样，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落马高官的数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显然，在未来可预期的时段，反腐都将继续出重拳。值得关注的是全国*协委员杨健的一份
提案。他建议，人大应在适当时候考虑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或在现行的《公务员法》内增加有关条款，以使这项制度获得法律保障。同时，规定裸官不得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和实权部门职务；禁止高级官员的配偶经商，以防利益输送。
这些其实都是反腐的常识。杨健并非法律界人士，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导。由一个环境工程学者来就反腐的法律问题建言，可以说明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出在专业认知上，而仅仅是缺乏如何落实的魄力与智慧。
在杨健的提案中，特别对反腐调查启动和处理之难，予以支招。他建议人大代表和*协委员参与重大腐败、渎职案件调查，以增加透明度、公信力和调查速度。纪委、检察院对举报者的答复时限应做硬性要求，案件进展纳入各级机构新闻发言人发布范围。
人大代表和*协委员制度性介入案件调查，可能会影响案件的独立侦查，并不是一个好建议。但这个议题提出的背景是，不增加足够的监督力道，难破官官相护的魔咒；而不适当的监督与介入，又可能导致新的问题。这是转型期甚难回避的陷阱，拖延得越久，越不易解决。
从杨健委员的建言思路看，他或许是试图扩大反腐参与面，某种意义上也有从制度建设上制衡反腐机构腐败的意味。他提案中关于实行举报贪腐重奖制度的具体细节，就是在发挥寄望于全民反腐的想象力。按他的想法，重奖不是10万、20万元，而是经查实的犯罪金额的10%、20%。
落马官员动辄贪腐上千万元，按比例奖励的数额的确诱人。诚然，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贪腐多在密闭空间进行，涉及人数有限且多为利益共同体，非圈外人可掌握真实证据。不过，现在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民间出现了职业举报人，他们以替别人控告贪官的方式谋取利益。重奖模式，或许会催生更多的职业举报人也未可知，所以对其实效也不必那么悲观。
但现实中的举报行为，多数起因于与被举报者存在利益冲突。即便没有重奖，他们也有检举揭发的动力。虽然重奖会进一步激发其行事动力，但现在更为紧要和根本性的问题，显然是如何让办案机构具备独立性和公正性。每个县市都有那么多的举报，其间有很多可贵线索，有的还有直接证据，真正被办案机构当回事儿的又有多少？案件如果根本不予查办，重奖也成水中花。如何保护举报人也是一个问题，也许举报会有不够严谨或失实之处，但不能因此就动用公权力打击报复。这对举报者积极性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再重的奖励也难纠其偏。
适当引入其他力量，增加监督制衡的维度，在转型期中国未尝不是可探索的路径。杨健委员的提案，虽有可议之处，但其方向值得决策者思考。制度建设显然是第一要义，在制度的护航下，应考虑增加民众参与反腐的权重。